网友小小：我是一名学生，家住廊坊市大城县大尚屯镇邓家务村。作为 一名学生，我本应该在学校里好好学习，可是现在我却在为妈妈担心不已。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家庭情况：    我父亲的名字叫刘忠信，我母亲的名字叫黄德群（更换二代身份证的时候，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把我母亲的名字 错写为黄德祥）。我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种地卖粮、勤勤恳恳、依靠自己的劳动过着俭朴的生活。然而，1991年，一场结扎手术的意外事故，改变了所有的一切，让我家陷入了无 边无际的阴影与苦痛当中，更让我母亲经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病痛折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91年7月9日，我母亲积极响应国家计划生育的号召，于中午 12点以后，在河北省大城县大阜村乡卫生院接受结扎手术，执刀大夫是计生委请来的静海县的赵大夫。手术中母亲因为输卵管右侧 困难不省人事，赵一刀见此情景，没有结扎母亲的左侧输卵管，她就匆匆缝合刀口，将母亲晾在手术台上。我父亲在手术室外未见大夫出来，以为手术还没有结束，一直在手 术室外等候。下午上班时，乡卫生院的大夫去收拾手术室，才发现我母亲还躺在手术台上。赵大夫都没有给母亲整理衣服，母亲被发现时 仍旧是手术时的样子，电扇还在呼呼地转着。

    之后的一个多月，我母亲住在乡卫生院，由于条件和技术有限未给予及时而有效的治疗，我母亲经常性休克昏迷，人事不省，手脚冰凉， 气息奄奄，大小便失禁，听不得声音，见不得光线；经常抽搐，整个人抽得硬邦邦的，掰都掰不开，咯嘣嘣直响；天天是流汗不止，头发 就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每天疼痛难忍，一点底气也没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有时候昏迷竟达八九小时之久。我父亲没有办法，只好 找当时的乡长、乡党委书记，他们回复说：时间已经超出一个月，这事情就不应该由乡里管了，而是该县里管。

    于是，我父亲只好到县计生委找计生委主任，回复说：先在乡里看着（病），需要经过专门的计划生育鉴定小组鉴定后确认是 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才予以治疗，否则一概不管。我父亲几经周折，乡里才同意送我母亲到大城县县医院进行检查。经检查后认为我母亲 是左肾积水，乡长和其他人商量后告诉我父亲说：左肾积水是你妻子自己本身的病，没有乡里什么事。你去把你本家子的人叫来，让他们 给你出钱去治病，你没法和他们说的话我们帮你说。这个事情不要和病人提起，你带她去廊坊做个手术，县医院做不了。要是 沾上一点计划生育的事，让医院给你开证明，我们全部给报销，否则一切与我们无关。

    1991年8月21日，廊坊市计划生育鉴定专家、廊坊人民医院尚院长诊断证明我 母亲根本没有左肾积水，属于计划生育手术的问题，需要等具体的鉴定结果出来才可以住院治疗。从此，我父亲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廊坊市人 民医院尚院长处开药。

    同年10月13日，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鉴定通知书下发，我母亲才得以到县计生 委技术站接受治疗，但病情持续恶化，技术站已不具备治疗条件，故开具证明送我母亲到地区的计划生育指定医院——廊坊市人民医院住 院治疗。然而，我母亲的情况仍不见好转，尚院长建议县计生委送我母亲到省医院治疗，但县计生委未同意。

    1992年3月，经我父亲不断请求，计生委将妈妈带到北京协和医院门诊检查 ，诊断结果是左侧肠曲、右下肢肌萎缩，不接收住院和手术。医院的教授说：“病人来晚了，这个病现在不好治了，耽误了将近一年，这 都属于陈旧性的病了。若刚做完结扎手术的时候来治疗还有恢复的可能，以现在的情形来看，病人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了。”我母亲就回 到了大阜村乡卫生院。

    我父亲眼看母亲时时昏迷不醒，病情愈加严重，只好找县计生委要求治疗，于是母亲转到县医院。在县医院治疗期间，妈妈总是休克昏 迷，身体极度虚弱，医院主任建议输白蛋白提高妈妈的抵抗能力，县计生委一口回绝，表示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用不着那么贵的营养。

    我母亲在县医院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未见起色。我父亲到县计生委要求给予进一步的治疗，计生委经过长时间的商量后决定让我母亲 于同年5月转去天津医院。在天津医院住到1993年12月份，我母亲转去石家庄省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

    1994年2月4日，县计生委来人接我母亲回家：你已经几年没有回家过年了，家里 已经派人安排好了，回家去和孩子们过个年吧。再说你在这呆着也治不好病，你啊先回家，等过了年我们上班了去找我们，咱再商量。你 愿意到哪儿治疗咱就去哪儿治疗，天津也行，北京也行，上海也行，哪怕是去美国能把你的病治好，我们也带你去。然而，母亲回到家里 看到的只有凉锅冷灶，什么都没有。母亲自从结扎手术做坏后就没踏进家门，父亲一直在外面照顾母亲，哪有闲暇好好回家种地，地里颗粒无收，连柴火都没得烧，就更不用说买点肉过年了。 母亲的病情在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的情况下更是雪上加霜，每天冷汗不停地冒，疼得死去活来，大小便失禁，一刻也离不开人。无奈之下， 我父亲只好在大年初六上班后，去县计生委要求继续进行治疗，但相关人员百般推托，就是不给母亲治病。父亲不停地在县委、县政府及县计生委等多个部门之间来 回奔波，始终未有答案，母亲的病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治疗。 1994年8月,多方奔走仍毫无结果，诸多打击下我父亲已经无法承受，脑子也傻了，将妈妈和我们姐弟三人扔到了县计生委办公室。开始我们还能从 计生委食堂弄口饭吃，后来热水都不给一口，我们只能喝屋外水管接来的凉水，甚至看门人给点热水喝都被严令禁止。十多天后，县里相 关部门答应予以解决。

    1995年4月7日，县里相关部门协商后先给20500块钱，作为妈妈的治疗费；考虑到家庭的特殊情况，承诺减免公粮 ，往后每年给予相应的救济和补助。县计生委陈副主任对父亲说：“你先拿这些钱去给病人治病，用完了再来找。”

    父亲终日忙于为母亲求医问药，家中缺少劳力；我和妹妹弟弟都小，才上小学，奶奶年近八十，只能帮忙照看我们，家里又没有其他任 何经济来源，生活极端贫困，连最起码的生活都无法负担。爸爸年年都去乡里、镇里、县里寻求帮助，要求解决妈妈的治疗问题，可是年 年都没有结果。而曾经承诺的救济和补助也并未兑现。

    1996年冬天，村里给了15块钱的救济。  之后仅给过一次 30块钱的补助，不过全村每个人都有。

    2003年乡里让先交三个人的三提五统，共计202.5元，承诺等来年再想办法救济，绝对不会不管。

    2003年腊月十六，爸爸由于长期过度操劳，得了脑栓塞、中风，幸亏救 治及时才换回一条性命，但从此却干不了重活累活，病情经常复发，也需要治疗。

    2004年夏天，村里补贴150元钱，作为2003年交三提五统时承诺的救济。

    母亲常年卧床不起，天天疼得死去活来，大夏天里毛衣毛裤都没法离身 ,有时手脚冰凉，昏迷半天都醒不过来。父亲自从得病后身体特别的虚弱，去相关部门找一次，回来就病一次，多年申诉都没有结果。

    2009年5月8日，父亲在县信访局见到了李副县长，说明情况后李副县长表示这 事怎么都要解决，让父亲回家好好照顾母亲并等候消息。5月14日，大尚屯镇的于海东声称负责解决，并就具体情况和父亲商量了解决 条件：过去的十八年包赔损失，今后解决病人的生活费、营养费、治疗费以及家属的误工费。他一一记录在案，下周一答复。 5月18日，于海东告诉父亲：这事解决不了，咱大阜村乡大尚屯镇挺穷，没钱，只能给你办个低保给点救济，剩下的没法解决，计划生育手术后 遗症的事还是找县计生局吧。

    6月15日，走投无路的父亲只好用小拉车将病重的母亲拉到县委。县委陈秘 书答应磋商后答复， 6月19日到大阜村听通知。6月19 日，父亲得到的答复仍和5月18日一样。之后的奔波也都毫无结果 ，父亲只要去了门卫就直接打电话叫村里的干部接回来。

    8月31日，我迫于无奈给国家信访局发了一封信，陈述了妈妈结扎手术这些 年来的情况，希望党和政府予以调查解决。

    9月14日，村长从县委接回父亲，表示一周内给一个交代，要求父亲 这段时间不要再去有关部门申诉。9月21日，他们送来3000块钱，并表示会和相关部门沟通，协商解决；如果不行，十来天后 再去找。十天后是国庆长假，长假才结束父亲又病倒了，就这样事情一直得不到合理的解决。

    12月2日，父亲找到大尚屯镇镇委刘书记。刘书记劈头就说爸爸无理取闹， 并说：“十八年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不是已经解决了20500块钱，以后的事情应该由孩子管了，病人已经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了。”

    难道说20500块钱，就这样买下了我母亲的一辈子，我们就再也没有诉说冤屈的地 方，而我的母亲就只能默默地承受以前十八年及以后所有日子的痛苦折磨！

   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学生干部，我相信社会有公正公平存在，相信有人能为我母亲这十八年来的冤屈做主，解决我母亲今后 的治疗问题。让承受了这么多年不公对待、忍受了这么多年痛苦煎熬的妈妈能够接受有效的治疗，得到应有的补偿！